他人在先——儒、佛两家共同的人文情怀
　　
　　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严耀中
　　
　　内容提要：儒、佛两家在人生价值观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：利他精神，从一个角度来说明佛教，尤其是大乘佛教何以能融入中国文化，成为中华文明中重要的社会道德准则。
　　
　　关键词：利他精神佛教儒家
　　
　　文化的融合当以价值观念的一致为核心，而价值观念又主要表现在人生理念的追求和人文心怀的体现上。这是一个不同文化间互动如何的一个关键点。所以本文在此简要地论述一下儒、佛两家在人生价值观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：利他精神，从一个角度来说明佛教，尤其是大乘佛教何以能融人中国文化，成为中华文明中重要的社会道德准则。
　　
　　儒家处世的最高情怀，便是《论语·雍也》里的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以此来“胜其人欲之私，而全其天理之公”[1]，并在促使他人的成功中体现自身的成功，作为最远大的仁爱之道。两汉以降，由于儒家思想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，儒家的人生价值观也成了社会的行为准则，推己及人，以他人为先就作为士大夫们处世立身而努力的一个崇高道德目标。
　　
　　儒家这种价值观念的出现，和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宗族为本的群体社会相关，因为维护好一个群体，必须顾及到他人，“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[2]。而作为社会楷模的君子，其行为当然要更高人一等，凡事考虑都得以他人为先了。佛教菩萨道的精神与此类似，因为要从环环相连的因果业报的锁链中彻底解脱出来，也就必须先要解脱众生。但如此的思路却与儒家十分相近，这恐怕也是为何大乘佛教能在中土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了[3]。
　　
　　庞朴先生把问题看得更深些。他从《荀子·富国》中的一段话：“不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；不爱而用之，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。利而后利之，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；爱而后用之，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”，以及荀子的其它一些话，并和老子的欲取姑予的思路联系起来，认为是儒家“作为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图式或方法”。其中“立人达人，为的是立己达己；或者反过来说：‘己欲立身进达，而先立达他人’（孔颖达疏），这不正是欲取故与吗”?至少“它们实在都是‘欲取故与’的变态形式”[4]。其实王夫之早就说过：“以礼言之，则见为己；由己言之，则见为人”[5]。故为吾人与为他人在最高的境界上，是可以和谐为一的。所以儒家的那种以他人为先的心怀，说到底，还是带着人本的功利主义色彩。
　　
　　大乘佛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所推行的菩萨道，及由此产生的菩萨崇拜。在中国民间，除了佛陀，就是观音、地藏、文殊、普贤四大菩萨，配合着普陀、九华、五台、峨嵋四大名山影响最大，弥勒佛也有时被称为“弥勒菩萨”。菩萨作为中国佛教徒主要的崇拜对象，是大乘菩萨精神在华土深人人心的表现。
　　
　　大乘菩萨道是在世间行悲愿的，与儒家一样，也是人世的。菩萨精神的精髓就是利他思想，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其实就是菩萨精神境界的主要体现。其精神的中心，则是把救苦救难放在一切修佛努力的首位：“修道立行，宜以济度为先。独善其身，非所闻也”[6]。
　　
　　菩萨道的上述利他精神，如地藏菩萨所宣称的那样，“若不先度罪苦，令是安乐得至菩提，我终未愿成佛”[7]。其它菩萨也一样，如“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，本行菩萨道时，发十二大愿，令诸有情，所求皆得”[8]，即所谓“为利世间发大心，其心普遍於十方；众生国土三世法，佛及菩萨最胜海”[9]。实际上也是鉴于利他而利己的道理，因为只有众生成佛，菩萨自身才能成佛。所以它的逻辑底蕴恰是与儒家相同的。这则是一种宗教上的功利。
　　
　　自佛教在中国传播开来后，从魏晋南北朝起，或多或少信奉佛教的士大夫要远多于反佛或不信佛的士大夫。即使是一些极为着名的儒家学者，哪怕他是极力反佛的，如唐代的韩愈，宋代的朱熹等，自身亦多与高僧来往，更不用说思想理论上受到佛教的影响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儒、佛两家有着如此共同的利他心怀。
　　
　　儒家对菩萨道的接受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，那就是儒家的仁爱是有着“亲亲有等”为原则的。这虽然非常适合以家族为本的社会结构，但在一般情况之下，这仁爱的覆盖面由此在广度和力度上就有所等级限制。而菩萨道的展开是在众生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，“于平等中见诸法等，是名得圣道”[10]。佛陀“在出家生活上，毅然不承认四姓底制度，同样待遇做释子沙门。不管姓氏亲疏，只依证智底浅深，德行底厚薄定位次。又不拘贵贱贫富，不问僧俗男女，上从国王、长者，下至猎户、农夫、凶人、淫女，平等教化”[11]。菩萨道因此有着更广的普及性。所以菩萨道与仁道是能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的。
　　
　　同样，古往今来，中国的统治者们对儒、佛两家所提倡的利他精神都是赞许而推重的，即使有几个反佛或轻儒的君主[12]，也没有对这种利他精神予以置疑。正是由于儒释两家所主张的利他精神和实行王道所需要的所谓“大公无私”的道德准则相一致。这里的“公”是家国的整体利益，“私”是个人的自身利益，要使家国的每一个成员都愿意为公去私，就要调和公私之间的利益矛盾，演绎出一套为公奉献却是个人最大利益的说法，如“大河涨了小河满”之类，而儒、佛两家对利他精神的提倡正好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。尽管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具体道德规范，但社会作为一种共同体，不管是那一类社会，总需要将社会的整体利益置于价值趋向的最高层。因此儒、佛两家所共有的利他精神是社会所需要的，当然也是对国家政权有利的，所以对这种利他精神的宣传，一直是中国社会统治意识中的一个主调。
　　
　　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长处，两种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，如能做到彼此优点的结合，那就能开出更灿烂的文明之花。所以说儒、释两家在利他精神上的一致追求是一种宝贵的历史遗产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启迪：即如果我们能以优秀的民族文化去拥抱不同的文明，世界就会更和谐，更美好，中华文明也会更辉煌。
　　
　　[1]朱熹：《论语集注》卷4，载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。
　　
　　[2]《中庸》。
　　
　　[3]参见严耀中：《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》第2及12章，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。
　　
　　[4]庞朴：《蓟门散思》94、67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、137页。
　　
　　[5]王夫之：《周易外传》卷2“复”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页。
　　
　　[6]《续高僧传》卷19《唐京师化度寺释僧邕传》。此话虽是信行禅师所说，但符合菩萨道。
　　
　　[7]实叉难陀译：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卷上《阎浮众生业惑品第四》。
　　
　　[8]玄奘译：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》，金陵刻经处本。
　　
　　[9]实叉难陀译：《华严经》卷17《初发心功德品》。
　　
　　[10]见敦煌文书05241，载《俄藏敦煌文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册第76页。
　　
　　[11]黄忏华：《印度哲学史纲》第3篇第1章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7—128页。
　　
　　[12]反佛的如“三武一宗”，反儒轻儒的如秦始皇、西汉高祖、窦太后及元代个别皇帝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