涌泉犹注，??赖伊人：道安之“动”与慧远之“静”
　　
　　——一个佛学研究者的手记（3）
　　
　　王雷泉
　　
　　上个世纪80年代始，中国佛教在一片废墟中艰难地走上复兴之路。在佛教的主体性和宗教品格尚未确立之际，佛教或借助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，或依傍政治威权，以打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。这一状况，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汉末魏晋时代非常相似。《高僧传》的十科组织，继译经、义解之后，神异排列第三；而以儒家为本位的正史，为僧人入传的选拔标准，也主要视其与政治的关系及神通而定。故在80年代佛教内外的报刊文章里，经常宣扬道安法师的一句名言：“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。”但令人深思的事实却是：道安最得意的弟子慧远，却隐居庐山30年不出山，他也有句名言：“沙门不敬王者。”
　　
　　太虚大师在《中国佛学》中，指出道安-慧远一系，乃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。佛教传入中国数百年后，也只有到了道安的师父佛图澄时，政府才正式允许汉人出家。可以说，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组织建制，是循着佛图澄、道安、慧远师徒的事业而发展光大的。对此，慧皎在《高僧传·义解篇论》给予高度评价：“中有释道安者，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。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。惟此三叶，世不乏贤。并戒节严明，智宝炳盛。使夫慧日余晖重光千载之下，香土遗芬再馥阎浮之地。”佛图澄藉助神通摄服残暴的统治者，为中国佛教教团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础；道安在战乱中，周旋于护持佛法的国主间，创制了僧尼规范，并推荐鸠摩罗什来中土译经；慧远身处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，以“影不出山，迹不入俗”的高行，维护了佛教的神圣精神。
　　
　　继早期译经、求法、义解高僧，如朱士行、竺潜、支遁、于法开等的努力，到东晋道安、慧远时代，涓涓细流终于积蓄了奔腾下山的势能，要在人间掀起波澜。《高僧传·义解篇论》对安、远二公的行事风格有如此论述：“涌泉犹注，??赖伊人。远公既限以虎溪，安师乃更同辇舆，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！然而语默动静，所适唯时。四翁赴汉，用之则行也；三闾辞楚，舍之则藏也。经云：‘若欲建立正法，则听亲近国王，及持仗者。’安虽一时同辇，乃为百姓致谏，故能终感应真，开云显报。”
　　
　　道安因北方战乱，率400余僧徒南下襄阳。《高僧传·道安传》记载道安在南逃襄阳，行至新野时对徒众的一番话语：“今遭凶年，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；又教化之体，宜令广布。”道安这番话，说明“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”，是佛教处于动荡时期的生存策略；而依国主的目的，则是借助国王大臣的政治力量作为佛法弘传的外缘，“教化之体，宜令广布”。因此，在动乱的局面中，道安以自己的道德学问得到南北统治者的尊敬。道安曾得晋孝武帝下诏褒扬，“俸给一同王公”。当378年，前秦皇帝苻坚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，亦称最大的战利品是获得一个半人才。一人者，弥天释道安；半人者，四海习凿齿，因腿有残疾，苻坚戏称为半人。苻坚请道安在长安主持译场，出外游览，则与道安同车出巡。
　　
　　“语默动静，所适唯时。”佛家讲时节因缘，儒家也称孔子为圣之时者。如《周易·彖传》所说：“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”慧皎以四翁赴汉的典故，解释道安“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”的主张，关键在于“用之则行”，即看是否有助于佛教的弘传、人民的安乐。四翁，即汉初隐士东园公唐秉、?里先生周术、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。他们长期隐居在商山，出山时都八十有余，眉皓发白，故被称为“商山四皓”。他们应刘邦之邀，辅佐太子刘盈，即后来的汉惠帝。待天下安定后，又再回商山隐居。
　　
　　慧皎以“三闾辞楚”的典故，论证慧远“不敬王者”的价值。三闾大夫，是一种掌管三大姓（昭、屈、景）的宗族事务之官，屈原贬后任此职。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屈原，既然不见容于执政者，无法挽狂澜之既倒，则选择以生命来殉自己的理想。“宁赴湘流，葬於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！”（《楚辞·渔父》）以慧远为首的庐山莲社，都是“谨律息心之士，绝尘清信之宾”，称得上是一个隐士俱乐部，成员多达一百二十三人。
　　
　　隐士，仅仅只是与仕途脱离，而不是与尘世隔离。盖“语默动静，所适唯时。”强调入世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，也有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（《论语·公治长》）的想法。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（《论语·微子篇》）
　　
　　佛图澄之“神”，道安之“动”，慧远之“静”，表面看来相差极大，但精神实质则一，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，为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采取的契时应机之举。慧皎论曰：“乘蹄以得兔，藉指以知月。知月则废指，得兔则忘蹄。经云：依义莫依语。此之谓也！而滞教者，谓至道极于篇章；存形者，谓法身定于丈六。故须穷达幽旨，妙得言外。四辩庄严，为人广说。示教利喜，其在法师乎！”
　　
　　佛教说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真正的弘道者，绝非那种拘限于篇章和形相的“滞教”“存形”者，而是像道安、慧远那样审时度势而又忍辱负重者。面临战乱，道安在襄阳分张徒众，自己则毅然留在危险的北方。当慧远离师南行，请师父临别赠言时，道安曰：“如公者，岂复相忧！”（《高僧传·慧远传》）师徒间有如此相知相惜者，千秋之后，读之仍使人回肠荡气。恰如南北朝后期慧思对智?所言：“昔日灵山同听法华，因缘所追，今复来矣！”
　　
　　“涌泉犹注，??赖伊人。”我们完全可以设想：以道安、慧远的中道智慧与高僧风范，假如道安到了南方，也会有“影不出山，迹不入俗”之静；而慧远留在北方，照样会像乃师那样有“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”之动。竹密不妨流水过，山高岂碍白云飞？道安-慧远一系，当涌泉犹注，冲决关山阻碍之后，毕竟东流入海，开演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。
　　
　　（撰于2010年2月13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