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
　　
　　（会议发言记录稿）
　　
　　王雷泉
　　
　　[这是2001年在苏州参加由戒幢佛学研究所承办的“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”上的发言记录。可以与提交会议的论文相互参看。]
　　
　　我本人曾于1992年1月在上海龙华宾馆参加了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，赵朴初老先生亲自参加的“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”。在这个会议上，赵朴初提出三个第一：第一是培养人才，第二是培养人才，第三还是培养人才。当时确实是群情振奋，曾经给人以巨大的希望。同年10月份，在北京又举行了一次由圣辉法师等人主持的一个小型的工作座谈会。我在会上也提交了长达十三页的论文。十年过去了，当年曾经给我们以巨大希望的那两次会议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啦！正如佛门中一幅对联所说：“天下事本不了，不妨以不了了之”。
　　
　　在我看来，现在佛教教育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，与十年以前有很大的区别。以前是由中国佛教协会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，现在则出现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，由地方、丛林自行举办，或与世俗大学、研究所共同举办各种形式的教育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如果从上而下走得不通畅，那么从下而上是否可行？上下交集、上下互动，看看能否使我们走出困境？用句套话，就是“挑战和机遇同在，希望与绝望并存”。
　　
　　多年前，我曾经提出一个“佛教教育圈”的理论。佛教是一个出世的宗教，但他既然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，同时还要与世俗文化发生广泛的接触，那么就有信仰、社会、文化三个层圈，也就具有宗教、政治和学术三个标准。侧重点不同，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。为什么要重申这一点呢？因为我在与一些教界的大德，尤其是一些中青年法师们交谈时，感到我们之间的立场、出发点经常会搭不到一起，老是有鸡同鸭讲的感觉。比如刚才济群法师说佛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，对此我有不同看法，若真的是完全不同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坐不到一起来了。这里边有一个向上门和向下门的问题。任何世俗的学术研究，它必然有一个终极的追求。就是说，即使是一个不信任何宗教的科学家、一个学者，他都有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操的，为全人类根本利益而献身的情操，这就可以和宗教信仰发生紧密关联。宗教也是如此，它有神圣的终极追求，但同时它还有向社会、向文化层圈传播这么一个向下门，这就与世俗大学、世俗学者发生了关系。所以根据佛教教育圈理论，我首先对佛教教育下了这么一个定义：向社会各界传递佛法的观念、经验、礼仪、制度，并使佛教教团自身得以延续的方式与方法。请注意，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对佛教四众弟子，它要对社会各界传播佛法的思想和制度。所以佛教教育属于宗教传播学与宗教组织制度的范畴，它是佛教与世俗教育的结合部。唯证乃知的佛法，必须要用言教的方式向社会各界传递。否则的话，你小和尚从哪里来？他是从世俗社会走进来，从社会层圈、文化层圈走进信仰层圈。
　　
　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，中国历史上存在过“译场讲学”、“丛林熏修”和“专业院校”三类佛教教育模式，这三类模式大致代表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阶段，都是为了应对时代课题而出现的契时契机的产物。“译场讲学”主要解决印度佛学向中国传播这一时代课题，由此展开世界文化史上空前伟大的文本翻译。通过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后，佛教面临的时代课题是，在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，不为中国的儒教所同化。“丛林薰修”以成佛作祖的宗教目的为价值取向，强调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修行实践。“专业院校”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期，这时中国社会、中国文化、中国佛教都面临着存在性的危机，如何应对就是西方列强、西方文化和西方宗教（特别是基督教）的挑战。近代具备新式教育精神的佛学院，成为丛林制度与西方教育的综合体。在二十世纪又次第以两种形态展开：一是由佛教会或丛林主办，以僧伽教育为主的佛学院系统；二是由佛教团体举办并向教育主管部门立案的佛学研究所，以及一般大中专院校。第二种类型的院校，当前正在港台地区蓬勃开展。
　　
　　这三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取代一个，并不是说现在的“专业院校”模式产生以后，前边两种就不需要了。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问题和危机，现在同样存在，一个也不少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这半个世纪以来，中国佛教曾经有过一次巨大的灾难，这灾难超过了三武一宗灭佛，寺庙摧毁了，佛经烧毁了，僧侣流失了。现在到了中国佛教恢复的时候，我们就面临一个文本重建和引进海外佛学研究成果的时代课题，这就需要有“译经讲学”的模式；面对宗教世俗化泛滥的现状，我们要重建信仰权威，高扬宗教主体性，这就需要“丛林薰修”的养成；同时我们要有全新的现代的教育模式。所以我认为，这三种教育模式在今天都是需要的，它解决不同的时代问题，要培养不同角度的人才。
　　
　　当前我们佛教教育面临着哪些问题呢？论文提出困境有四点：
　　
　　1、佛教主体软弱，神圣性资源流失严重。在教不言教，实为当前佛教界的流行病。人们更多的是讲佛教要如何为经济建设和世俗利益服务，恰恰忘了佛教立足于世的根据是什么。所以我在八、九年前曾在九华山佛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过：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。正如孔子所说：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行。
　　
　　2、团契精神淡漠，凝聚不起必要的资源。我们看文革之后，在同样的政教环境中，基督教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，以每一个大区为单位，办起了好多所具有相当规模的神学院，比如华东六省一市办起的华东神学院。若看海外境外的佛教，日本有三十几所佛教大学，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有七所佛教大学。而我们仍摆脱不了“宁为鸡头，不为牛尾”的传统心态，“小而不全”的佛学院仍是各自为政、遍地开花，在同一座城市里边，就有好几所佛学院所。这样就把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资源人为地给分散了。我们凝聚不起足够的资源来建设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佛学院，更不要说大学了。
　　
　　3、教育范围狭窄，学制管理失序。通观现在的佛学教育，除了西园寺的佛学研究所招收居士学员之外，其他佛学院只招出家僧人，而且都是全日制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，中国佛教两千年以来的困境和烦恼，现在都堆集成山，摆在我们面前，但这种自我封闭的教育格局，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手脚。
　　
　　4、评价权威缺位，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机制。由于前面所说的佛教主体软弱，我们现在还缺乏足够的宗教性权威，对教育成果和人才培养进行考核、评价。我们还不得不借助于政治性的权威和学术性的权威，这种做法，又加重了佛教世俗化的进程。缺乏信仰权威的教团，无法形成吸引人才的良性环境，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不断向教外和境外流动。
　　
　　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呢？我把佛教教育圈的运转，概括为十六字方针：重建主体，改善环境；收缩核心，扩展外延。佛教教育塑造着佛教教团之主体，它同时又受到现存教团的信仰素质、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之内部环境的制约；佛教教育改善了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外部环境，它同时又受制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程度、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，以及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。主体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，是一个互为因果，相互增上的辨证过程。收缩核心，即真正按佛教的规矩和标准办好僧教育，并运用统一教会的权威促成四众弟子对高僧大德的向心力。扩展外延，即按照佛教事业的需要，从信仰层圈出发，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拓展，进行多层次、多角度的分流教育。依报若不庄严的话，我们的正报是建立不起来的。若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不能消除对宗教的无知和偏见的话，佛教教育是搞不起来的。
　　
　　基于以上认识，论文提出在现行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应作重大调整，可概括为四大对策：（一）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上“开源分流”；（二）在办学力量和院校体制上“公私兼顾”；（三）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上“因材施教”；（四）在教学评估和人才使用上“名实相符”。上述方案在十年前已经提出，由于问题没有解决，故仍有重提的必要。我根据现在的情况，重新作了修改和调整，论文共有十页，不可能在这十五分钟内读完。等一会儿我很乐意回答各位的问题。
　　
　　（回答杨曾文教授问）
　　
　　对于杨教授的赞扬愧不敢当。关于现在政、教、学三界的关系，我曾经发表过“制衡论”的理论模型，简称为“三王主义”。即在学术（素王）、政治（人王）、宗教（法王）三极中，存在着相互制衡、取长补短的关系。三王都有存在的必要，目标也就刚才在开幕式上我所说的，为了社会祥和、人民康乐、世界和平、人类进步。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法不归位，没有形成最稳妥的正三角。
　　
　　关于教外知识分子与佛教的关系，应是一种互为犄角的关系，而不是那种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的依存关系。我们既不依附于人王，同样也不能依附于法王，我们要有知识分子自己的独立品格。就是说，我们在呼唤宗教主体性的时候，同时也在呼唤着学术的独立、学术的良知。
　　
　　（回答杨笑天先生问）
　　
　　关于佛教如何对社会各界展开推广教育。我想我对佛教教育的定义，以及佛教教育圈的理论模型，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。
　　
　　（刊于《人世间》2002年第1期）